斯人已逝,余响长存——纪念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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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的天阴沉的厉害,据说晚上有雨。下午步入电台,在指挥中心开会才知道,我国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于2015年10月24日18时0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4岁。


虽然我知道,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定是被病痛折磨,很难有高质量的生活,然而,对于一代大家的逝去,还是由内心里感到震惊和惋惜。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一面之缘。人往往是这样的,对于许多伟大的人和事,如果与己无关,通常是会麻木和遗忘的,而一旦与己有关,纵然是普通人或普通事,只要愿意,多少年也会记得,更何况,是草婴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生。


那是2007年夏,我在上海延安西路的办公室里领到了一个人物专访的任务。通过北京传来的邮件,我得知访问的对象是草婴,一位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对于翻译这个行当,我本是没什么概念的,对于俄罗斯文学倒是知道些皮毛,但也不过是读过几本高尔基和托尔斯泰,后来才知道,原来那部经典的《战争与和平》中文版就是出自草婴之手,而树立在他背后的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一座座丰碑。


草婴的家位于原来法租界的岳阳路旁,具体的住址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路两旁栽满了法桐。他家的院墙不高,从里向外爬满了说不出名字的藤条。我一进院子便被满眼的墨绿感染了。他和夫人盛天民住在一幢很精致的小洋房里,楼梯比较老旧,踏上去会咚咚地发出木质的响声。他的书房不大,最显眼的家具就是靠墙的一排红木书柜,还有一桃木色的书桌,一把铺着棉坐垫的藤椅有些年头了,两边的扶手已经磨的油亮发光。书桌的正上方有一扇不大的窗,木质的,正对着花园,窗边也有藤,还有花香。


我记得我午后前去拜访,总共也就不到三个小时。那时的草婴已经八十有四,然而依然身体很好,精力充沛。后来,我在稿子里写他“精神矍铄”。当年很喜欢用这个词,好像只要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这样说总是一种稳妥的褒奖。尤其当他回想起自己将托尔斯泰的全集翻译完成的时候,他瞬间的状态真可称“神采飞扬”,而谈到在困难年代遭受的那些苦,他那轻松的口吻又仿佛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历经磨难之后,矢志不渝,坚持着自己的人生。访问结束的时候,我给草婴和夫人一起合了张影,后来寄给他,不知他收到了没有。


有评论说,在中国,草婴是继朱生豪、傅雷之后,公认的又一位译坛大师。而这位大师,在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一直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床上。当年草婴对我说“你知道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干,只能躺在木板上是什么滋味么?我知道,而且我整整躺了一年。”如今,老先生已经作古,他的译著将会和原著一起作为人类文学的瑰宝一直流传下去。它们被阅读、被品味、被传颂……也许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吧。


许久没回上海,那里的冬天让人印象深刻,有雨也有雪,时常阴冷彻骨。许久没有故人的消息,一旦听闻,竟成永别。是以为记,聊表纪念。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暮色于北京


(附)二零零七年,我对草婴先生的访问。是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人物春秋》播出。做这条稿子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年我的责任编辑是冯姐,本来她要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做访问的,结果因事未能成行,结果让我捡了个“漏”,有机会和大翻译家草婴会面,并有了以下文字。



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岳阳路的草婴先生的家。穿过树木葱茏的宽敞庭院,在一幢古朴漂亮的小洋房里,我见到了这位84岁的德高望重的大翻译家。


出乎我的想象,老人的精神依然矍铄,身体看上去也格外健康,言谈举止一点也不像是年逾八十之人。在老人温暖的书房里,伴着窗外鸟儿的轻鸣,我们开始了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之旅。


记者:为什么起笔名叫草婴呢?


草婴: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一首诗,他的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我很欣赏,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来反映他的性格、个性,小草是很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就是比草更小,草的婴儿。我觉得我呢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是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做为我的笔名。一直到现在大部分的作品我都用这个笔名。


记者:大半个世纪都生活在上海?


草婴:我是浙江宁波人。因为1937年7月7号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那一年的年底12月份,我跟我的家庭,就是父亲、母亲逃难到上海,从此就一直住在上海,差不多有70年了。到上海没多久呢,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刊,那当年就看到苏联方面的书籍,有(介绍)苏联的文艺作品的。我对苏联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想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情况。


来到上海以后,草婴进入一所犹太人开的学校继续读书。那时的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感受着中国人受到的压迫和奴役,目睹了残酷的战争,少年草婴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产生了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俄罗斯文学,出于对俄罗斯文化的热爱,草婴决定学习俄语。


记者:当时学俄文是跟谁学的?


草婴:当时是跟上海的一个俄侨学习,就是当年居住在俄国的侨民学的。当年她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很小的一个广告,就是教俄文。那么我根据她报上的地址,我就主动找上门去。我到她家里去的时候呢,我还只有14、5岁,因此一个中年的俄国妇女,看到我,看到一个小孩子跑来,就问:小孩,你要什么?我说我要学俄文。她向我看看,感到很惊讶。我就问她怎么学啊,她说一块钱一个钟头。那么当年我父亲给我每个月五块钱零花钱,已经不算少了。因此我考虑一下,如果一块钱一次呢,那我一个星期最多只能学一次。那我就和她说了,一个星期学一次吧。她向我看看,感觉很惊讶,一次么?意思就是怎么这么少。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我没钱,只能学一次的学费,没更多的了。因此就这样开始,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去学,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了一个时期俄文。


记者:学了几年跟着她?


草婴:我跟她学了两年。后来换了几个老师,也是俄国文。


记者:那您每个月的零花钱都花在学外语上了?


草婴:对, 4块钱付了学费。还有一块钱买了教科书。


记者:等于全部花在这个学习上?


草婴:基本上都花在这上面了。

七十年前的上海,一位俄罗斯的家庭妇女,用她并不很科学的方法把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带进了俄语世界。之后,又一个偶然的机遇,草婴遇到了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这个人帮助他走上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翻译事业。


草婴:抗日战争发生后,上海地下党搞了一个组织叫做“新文字研究会”,所谓“新文字研究会”,就是推广拉丁话新文字的活动。 那么我跟几个同班的同学就一起去学新文字了。在新文字研究会里边于是就认识了几名地下党的同志,其中主要的是姜椿芳同志。


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姜椿芳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主要的领导人之一。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跟苏联塔斯社领导秘密商量,在上海办一份中文杂志,报道苏德战争真实的情况,1941年8月20号,《时代》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姜椿芳看中了年仅18岁的草婴,邀请他在课余时间为《时代》周刊翻译稿件,第二年又办了一本《苏联文艺》月刊,草婴开始大范围地接触苏联的文艺作品。


记者:您还记得参与翻译的第一部作品么?


草婴:那么我翻的第一篇苏联文艺作品,是一个苏联作家叫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题目叫《老人》。内容比较简单,主要写在法西斯入侵苏联之后,一个普通的苏联老人,很勇敢地同法西斯分子进行搏斗。那么当年我就是翻译出来,发表在苏联文艺月刊上。那可以算我翻译的第一篇苏联文艺作品吧。


记者:当时刊登出来您什么心情?自己的第一篇作品被刊登出来?


草婴:我就感觉到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就感觉到自己能尽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参加一次斗争,也心里感觉比较踏实。这份工作一直做到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

解放后,草婴的俄文翻译日趋成熟,当时已经调到北京,负责中央编译局工作的姜椿芳有意让他到北京协助翻译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由于草婴的身体原因,最终没能如愿。1954年,上海作家协会成立,草婴积极投身到作家协会的创办和工作之中。


在翻译工作中,草婴最喜欢的就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并为之深深打动。正当草婴陶醉在翻译工作的喜悦中时,一场意想不到的劫难悄悄降临了。

草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呢,到文革以前,因为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点名点了……说他是典型的苏修文笔鼻祖,这样一来我这个翻译他作品的人,就成为他的吹鼓手,后来进一步被提升为苏修特务,所以后来也隔离起来。


草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起来,一年后,他和妻子盛天民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从没干过重体力活的草婴两次差点丢了性命。

草婴:69年的夏天,到上海的郊区去割稻子,强劳动力。那么我由于身体很瘦小,很瘦弱,又没有经过锻炼。所以重体力劳动受不了。结果没隔几天就大出血,所谓大出血,就上面吐血,下面便血。


记者:胃出血是吗?


草婴:胃出血,实际上是十二指肠溃疡,结果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到秋天,就把胃切了四分之三,现在只有四分之一的胃。还有一次已经到了75年了,75年1月28日,我在上海绍兴路,就是瑞金医院附近扛水泥包,每个水泥包就是50公斤,比我的体重还重一点。扛了大概三包还是几包之后,那么车上两个女同志,她们把水泥放下来,放在我们扛水泥包的人的身上,其中一次呢,她们两个不等我站稳,就是一松手,水泥包就掉下来,掉在我的背上。我当时自己听到咯噔一声,脊梁骨断了,人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就被送到附近的瑞金医院,X光一拍照片就是说,第十二节胸椎骨折,压缩性骨折,一个多公分。医生说没有办法,不能上石膏,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木板上一动不能动,自然愈合,自然地长好。住医院呢,不让。唯一的办法就是就回到家里,在家里搁了一块木板,我就在木板上一动不动。吃喝拉撒都在这块木板上。我们平时说痛彻骨髓,骨髓骨头断的痛,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厉害,那是很难忍受的。当时医生对他们说了我轻则下肢瘫痪,重则生命危险。但是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在受伤以后脑子很清楚的,我就感觉到我无论如何要把伤养好,如果不养好的话,我以后就不能工作了,就没办法了。所以那几个月,我咬紧牙关,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半年之后,我开始在床上,稍微转转身……

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巨痛,草婴在一张破木板上整整躺了一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苦难没有让他向命运屈服,草婴坚信自己这株坚韧的小草一定能熬过冰冷的寒冬,再次迎接春天的到来。


物是人非 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书柜里


“文革”结束后,草婴从身心的双重伤痛中慢慢复原,为了未完的心愿,他谢绝了上海市政府部门给他的出版社领导的职位,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从1978年到1998年,他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四百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成中文。1987年,由于草婴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成就,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他获得了“高尔基文学奖”,在世界上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翻译家。随着2006年托尔斯泰全集中文版的正式出版,草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人。

记者:有人说翻译工作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您怎么理解?


草婴:是啊,文学作品首先要肯定是个艺术工作,文学翻译工作是艺术再创作的工作,因此他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工作。我说艺术工作的特点呢,就是本身必须从除了这个书面文字上的改变之外,要有作家跟翻译家的感情在里边。艺术工作如果没有感情,没有任何艺术。因此我就说,文学翻译家是作家跟亿万读者间的一座桥梁。


记者:那么你怎么评价自己呢?


草婴:只能说我感觉到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内心比较平静。我就感觉到人活在世界上,总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情。每个人能力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每个人都应该考虑你最应该做的、最能够做的是什么?对于我来说,当时就想一辈子做翻译工作,也算是完成了吧,就是这么回事情。

对于自己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草婴始终表现得谦逊有加。他一再强调,自己只不过是做了自己份内的事,一个人一生只要把份内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的草婴,怀着一颗平常心,默默地看草长莺飞,看花开花落;和老伴一起安享着晚年。草婴说,风风雨雨过一生,有今天的生活,他觉得很幸福。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近正午,阳光弥漫在空气中,很明媚。草婴说最近上海天气好,园里的花草也茂盛起来了。我朝花园望去,花木葱茏中有一株苍桑的梧桐树,历经风雨却依然枝繁叶茂…… (根据中央台播出录音整理)



作者:肖志涛

转自:微信公众号“暮色的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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